报刊、银幕、舞台、荧屏上时刻可以听到“大腕儿”的称呼声，他们仿佛是“当代英雄”，被大家簇拥着，如众星捧月。不管人们如何愤懑，如何说人心不古，这个变化是个“进步”。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世俗的、或商业的东西也终于有一席之地。这也应该看作是改革的一项成果，当然，也应该允许人们对它有不同的评价。
“大腕儿”的“腕”字用的极其普遍，但似乎是个错字。这是句江湖隐语（也称“调侃儿”或“春典”），“腕”大概应该写作“万”。“万”是江湖人的代称，例如姓王称作“虎头万”，姓石称作“山根万”。“虎头”是“王”的隐语，“山根”是“石”的隐语，那么“万”指的就是那个“人”了（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江湖人）。出了名的江湖人称作“响了万”，名声臭的叫“万儿念”，不说自己真姓名的称“里腥万”，更名改姓叫“拧了万”（见《江湖内幕黑话考》）。因此，新旧武侠小说常常把闯荡江湖而声名雀起者称为“扬名立万”。“万”为数字之极，故用以称呼江湖人，带有奉承之意，与青红帮中互称“老大”同义。
“大万儿”指一些领域的名人，通常是指演艺界的名流。如果仔细分析它往往指的是具有大众化和通俗倾向的演义界名流，而不包括带有学院派、或官派特征演艺界名人。这些通俗演义名流和50年代以前的江湖艺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用江湖隐语称呼自己的代表人物，这是不奇怪的。在这个圈子里，还有许多隐语在流行，一些“大万儿”的“回忆录”中就有记载。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本来只是流行江湖（它是游民活动的空间）上的秘密语，为什么窜入了主流社会，充斥了报刊与荧屏。是“江湖”提升得以跻陟于大雅之堂，还是主流社会俯身屈就，从旧日的隐性社会撷取生动的语言呢？它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呢？
活跃于人们口头的词汇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极其敏感，可以及时反映社会文化的变迁。江湖隐语和许许多多的污言秽语进入主流社会，而且很少有人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说明了社会文明程度低迷和传媒界文化水平的下降。这与十年浩劫毁灭文明和消灭文化是分不开的。
自从50年代末有意贬低知识和知识分子以来，社会总体的文明程度不断降低，“文革”之所以得到那么多人的响应，这也是原因之一。1966年“文革”哄起，昌言“扫四旧，立四新”，没有“旧”，哪里来的“新”？“新”还不是从“旧”积累和蜕变来的？扫走了“四旧”也就是摒弃了文化。10年没有文化的生活，这在现代社会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却奇迹般地实现了。全民族文明程度降低了，甚至连日常使用的词汇都十分贫乏。有人根据当时流行的几种报纸统计过所用词汇的数量和性质指出其特点是“少”和“粗暴”。公开发行的刊物尚且如此，人们每日都能目睹的“革命大批判”更是等而下之。正是在社会文明程度降低和人们对简单单调语言不满的情况下，过去的江湖黑话、行业隐语，乃至污言秽语悄悄在社会上流行，先是出现在好奇的年轻人那里，后来播散到其它年龄段。“文革”告终、文化禁锢解除之后，它们又溷迹于主流社会，得以出入大雅之堂。
我还可以举些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例如“爷”这个称呼在旧北京是尊称。“二爷”、“三爷”“张爷”“李爷”，均无不可，但这是个通称。70年代以来“爷”成为北京一些“人”专有的尊称，最初是有些小流氓称小偷为“佛爷”。这是带有尊敬含义的流行于“小偷界”内部的隐语。因为“偷”的隐语是“拂”，误读为“佛”，故称“佛爷”。在监狱中小偷（多为年轻人）相遇都这样称呼，当时倒买倒卖，被视为“投机倒把”，也是犯法的，进了监狱，小偷羡慕倒买倒卖者能挣钱，又多比小偷年纪长，因此小偷尊称其为“倒爷”。可见“倒爷”一词的产生也带有江湖隐语的性质。随着改革的深入，为“投机倒把”正名，“倒爷”堂而皇之地进入主流社会，但是他们的“草莽气”并没有完全褪尽。人们又仿照此例造了“板儿爷”“侃爷”“款爷”……这些称呼都带有自外于主流社会的游民色彩。这是值得研究语言社会学者们注意的。
污言秽语的流行更是令人瞠目，过去一些下流社会人物都羞于出口的脏话，却能出现于传媒。像众多以“冒儿”为词尾的词汇（如“傻冒儿”“盖了冒儿”等），过去只有极没教养，又无文化的人才用它来骂人或开玩笑，当今，许多人在荧屏上说到它也不脸红。我想可能是大多数人不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可怕的是这些语言垃圾轻而易举地被我们接受，甚至被许多文艺工作者看作生动活泼民间语言，使用频率极高。
国家“语委”很重视纯洁和规范语言文字的工作，前几年就有过扫荡店铺牌匾繁体字的运动，弄得社会各界啧有烦言。窃以为“语委”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那里，因为名人、要人书写繁体牌匾是无论如何也取不下来的，除非他们失去了“名”和“要”。大众语言的粗鄙化、污秽化的倾向是更应该关注的，它不仅反映了社会文化现状（他是我们应该奋力改造的），而且，还会流毒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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